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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5月8日，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，著名的演化生物学与遗传学家吴仲义教授在304永利集团官网入口综合楼进行了题为“雄性类人猿和人类异常繁殖产出的基因组证据”的精彩报告。报告由生命演化研究中心张国捷教授主持，报告现场座无虚席，现场师生和众多线上听众踊跃参与，现场讨论气氛热烈。吴仲义教授深入浅出，带领大家探讨了演化生物学领域的前沿难题，并提出了具有突破性的理论模型。

报告伊始，吴仲义教授以达尔文的性别选择理论为切入点，探讨了性选择对于物种形成的重要性。接着吴仲义教授将视角聚焦于灵长类动物和人类社会中的“超级父系”现象。通过对Y染色体、X染色体和常染色体多样性的系统比较，他展示了雄性个体间繁殖成功极度不均的遗传证据。在包括黑猩猩、倭黑猩猩等灵长类动物中，极少数雄性贡献了大部分后代；而在人类历史中，更因社会结构和制度性支持，出现了如“成吉思汗后裔”这样的超级父系现象，Y染色体的遗传多样性因此大幅降低。

为破解上述悖论，吴仲义教授提出了整合生态学与演化学视角的WF-Haldane（WFH）模型。该模型强调：每个基因拷贝的输出方差V(K)才是遗传漂变的本质，而非简单的群体规模N。这一理论不仅能自然解释超繁殖雄性带来的遗传现象，也为病毒、线粒体等多拷贝基因系统的演化提供了新工具。

报告还深入探讨了人类社会制度对遗传多样性的深远影响。吴仲义教授指出，只有人类才通过宗教、政权等“制度性支持”，实现了超大Vm/Vf，从而塑造了独特的Y染色体遗传格局。这一理论为理解人类历史中的家族兴衰、姓氏演变等现象提供了坚实的基因组学依据。

最后，吴仲义院士回顾了演化生物学中关于遗传漂变（genetic drift）的经典理论，指出传统Wright-Fisher（WF）模型在解释实际生物系统时遇到的多重悖论。例如，WF模型预测群体规模越大遗传漂变越弱，但现实中无论是酵母实验还是野外动物观察，漂变强度却往往在群体接近承载极限时显著增强。这一发现挑战了经典理论，引发了广泛关注。

本次报告不仅是一次学术盛宴，更为演化生物学、动物行为学、人类学等领域提供了全新视角。吴教授强调，面对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时代，理论创新依然不可或缺。未来，遗传学与社会科学的深度融合，将为我们揭示人类和自然界更多未解之谜。报告结束后，现场师生围绕Y染色体多样性与历史社会结构的关系、突变率估算的准确性与变异来源等问题，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交流与讨论，反响热烈。报告最后，张国捷教授代表304永利集团官网入口为吴仲义教授颁发“杏林论坛”纪念牌，并对其精彩的学术分享表示衷心感谢。